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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繼承人范圍與順序探討(上)—— 婚姻家庭法律咨詢

[日期:2018-10-12] 來源:  作者:王夢嬌 [字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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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制度在社會生活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財產種類的多樣化和家庭結構的轉變,于1985年頒布并施行的《繼承法》已經難以滿足現實狀況的需要,其自身的立法簡陋和缺陷限制了繼承制度調整功能的進一步發揮,特別是原先規定的法定繼承人的范圍和順序已經引發了很多爭議,需要立法者和法學界專家著眼于此并且給出相關建議。 

一、現有法定繼承人立法缺陷

(一)法定繼承人范圍過窄

  法定繼承人的范圍是指哪些人能夠成為法定繼承人參加繼承取得遺產。我國《繼承法》將法定繼承人限定于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這幾個主體,并且規定對公婆盡了主要贍養義務的喪偶兒媳或者對岳父母盡了主要贍養義務的喪偶女婿可以作為第一順序繼承人參與繼承。另外,《繼承法》還規定了孫子女、外孫子女及其晚輩直系血親的代位繼承權。除去配偶,我國被納入法定繼承人的直系血親上至祖父母、外祖父母、下至全體直系卑血親,旁系血親繼承人止于兄弟姐妹。這一范圍是世界上最窄的國家之一,不僅不能適應我國現有的家庭結構和血親變化,也不利于保護自然人的私有財產。

(二)法定繼承人順序太少且不合理

《繼承法》第10條規定,法定繼承人的繼承順序有如下兩個:第一順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順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和世界上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的法定繼承人順序是最少的。《俄羅斯聯邦民法典》規定的法定繼承順序是八個,英國有七個,澳大利亞多數州和德國規定了五個,法國規定了四個順序,瑞士、日本、意大利(除了國家作為第四順序繼承人之外)和美國規定了三個繼承順序,而我國僅僅規定了兩個繼承順序。這樣的規定一方面會產生遺產繼承過于集中的問題,另一方面也容易導致遺產因無人繼承而被收歸國有的情況。

我國規定的法定繼承人的繼承順序也存在問題。根據王麗萍教授的調查結果我們可以發現,民間群眾愿意將父母作為第一繼承人的支持率僅僅占三成,遠低于將配偶和子女作為第一繼承人的比例1。相對于其他的法律制度,繼承制度與人們的生活更加貼近、關系更加密切,應用到的機會也更大,所以繼承法的制定不能單純地運用法理知識而脫離現實去制定,應該充分考慮大眾心理意愿和民間繼承習慣等因素,使其貼合實際,以便于群眾接受。 

二、法定繼承人范圍和順序的立法探討

(一)配偶作為第一順序繼承人的合理性

關于將配偶作為第一順序的法定繼承人,法律起草者對此解釋道,配偶是被繼承人家庭的重要成員,經濟上的聯系也比其他人更為密切,假如不固定在一個順序,易產生被繼承人死亡后在沒有父母、子女時,所遺留下來的財產便由配偶與被繼承人經濟聯系不很密切的兄弟姐妹共同繼承,雖然也可以規定彼此間繼承份額的不同,但終究不算合理,無固定順序的規定也體現了一些不好的婚姻家庭倫理2)。有些學者擔心如果將配偶作為第一順序繼承人,一旦被繼承人父母已經過世且被繼承人不曾育有子女,其遺產將完全歸配偶所有,一旦配偶再婚,這些財產將完全流向與被繼承人無關的人員手中,這違背了被繼承人的意愿。但是根據王麗萍教授于2007年所做的民眾對法定繼承規定的調查結果來看,丈夫作為第一順序繼承人的支持率是84.6%,妻子作為第一順序繼承人的支持率是80.8%,而兒子、女兒、父親、母親作為第一繼承人的支持率分別是54.4%、49.5%、39.6%、38.3%3。民眾對配偶作為第一順序繼承人的支持率遠遠高于其他人,說明配偶作為第一繼承人是眾望所歸,這與當前我國繼承法的規定相符。繼承法作為私法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當充分反映當事人意愿,所以筆者認為將配偶作為第一順序法定繼承人是符合實際情況的。立法還可以考慮設立配偶先取權,規定配偶對特定財產享有優先權利。因為被繼承人和配偶生活在一起,聯系更加緊密,必定更加熟悉特定財物,先取權的行使有利于物盡其用和保障配偶居住權等權利的實現。

一些學者建議借鑒域外相關制度,將配偶作為不固定順序的繼承人,可以參加任一順序的繼承,對此筆者認為,我國繼承法實施30多年,已經具有相當強的慣性,在現有制度能夠解決問題的情況下,對私法的改革應當尊重民族傳統習俗,不宜引進全新的制度體系。當然,在特定情況下應當將配偶排除出繼承人范圍,即“因生存配偶的過錯,被繼承人已申請離婚或已經同意離婚,并具備離婚的實質要件的,該配偶不屬于繼承人范圍。”4配偶是否具有過錯,則根據《婚姻法》第32條加以判斷。

此外,法定繼承的發生是基于血緣或者婚姻關系,配偶繼承的基礎在于婚姻關系的締結,那些事實上以夫妻名義生活但未形成婚姻關系的夫妻不適用法定繼承人的相關規定,如若必要,可以通過酌情給予制度分配其一定的遺產份額。

(二)父母應當作為第二順序繼承人

我國現行《繼承法》將父母納入第一順序繼承人,是受家庭職能說的影響,認為死者生前對家庭成員負有扶養的義務,死后其財產仍應用來扶養家庭成員,以保障他們的生活需要。我國大陸地區設置繼承制度時,受當時社會生產力低下,社會財富不足等國情的影響,致使法定繼承制度傾向于實現社會保障功能,通過保護老人、兒童、婦女等弱者的方式維護社會穩定和秩序。但是,30多年后的今天,大陸地區社會保障制度日益健全,社會財富日益積累,法定繼承制度應當弱化甚至放棄以往擔負的社會保障功能,轉而向尊重死者意愿的方向發展,那么將死者意愿說作為法定繼承發生的法理依據更為適宜。一般來說,被繼承人總是希望自己的財產在自己的晚輩直系血親中傳承,而不希望流向旁系或者歸國家所有。如果將父母作為第一繼承人,流向父母的那一部分財產就容易因再次繼承而流向旁系親屬。況且由于計劃生育這一基本國策的實施,大部分家庭結構都已經發生變化,以前三代同堂、四代同堂的生活模式早已被打破,特別在城市,父母與已婚成年子女居住在一起的情況并不多,以夫妻為核心的小家庭才是社會的主要細胞,父母與子女的經濟依賴程度大大降低,社會保障不應再是遺產繼承的職能。

(三)有扶養關系的繼父母、繼子女不應享有繼承權

現行繼承法規定,形成扶養關系的繼子女的權利義務和生子女相同。解釋上甚至認為繼子女可以有雙重繼承權,即與繼父母形成扶養關系的繼子女既可以繼承繼父母的財產,還可以繼承生父母的財產,繼承前者的財產基于扶養關系,繼承后者的財產是基于血緣關系。這樣的規定保護了繼子女的利益,但卻違背了法定繼承的基礎——血緣和婚姻關系。在繼父母扶養了繼子女之后,法律還強行規定繼子女有權繼承繼父母的遺產,這樣的規定很可能違背當事人的意愿,給帶有未成年子女的男女再婚造成困難。筆者認為我國現行《繼承法》關于繼子女繼承權的規定缺乏合理性,應當加以修改,如果再婚對方愿意扶養繼子女,可以將其收為養子女,按照養子女與養父母的關系處理扶養和繼承問題;如果不愿扶養,那么該子女只能是其親生父母的子女;如果雙方相處融洽,形成了實際上的扶養、贍養問題,可以通過遺囑或者酌給財產制度分給其適當的財產。5同理,繼父母也無權繼承繼子女的遺產,如果雙方關系良好,形成事實上的扶養關系,可以通過遺囑或者酌給遺產制度分給其適當財產。這樣既充分考慮到了當事人的心理意愿,又能解決實際問題。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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